大豆是否会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下一“枪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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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06 17:01:00 水产养殖网 出处：农产品期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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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贸易关系摩擦频发，最近一个月美国对华贸易摩擦连续打响多枪，而中国对美国进口高粱发起的“双反”调查亦对美国意图发起贸易战的行为提出了警告，中美间日趋紧张的贸易关系接下来是否会波及大豆领域，牵动着豆类市场的神经。笔者对中美近期的贸易摩擦进行了梳理，并从贸易战的潜在可能性及对大豆贸易领域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解读。
一、中美贸易摩擦升温：贸易逆差是催化剂
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之时，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就已成为全球市场担心的话题之一，依据其百日新政框架，贸易保护主义和“美国优先”的战略提上日程已久。贸易方面特朗普主张以双边贸易协议取代多边贸易协议，主张对北美自贸协定重新谈判，同时对不公平倾销和补贴的国家征收惩罚性关税，在其他政策主张，如税改、医改等措施仍需受到国会制约的情况下，为赢得2018年中期大选的共和党人或将目光更多的转移至中美间的贸易牌（贸易保护措施仅需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即可）。在1月底的达沃斯论坛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讲话再次强调“美国优先”，称美国当前正面临着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并将中国和俄罗斯等国视为美国的“竞争者”。在对华贸易上，2017年美国对中国贸易争端的立案数量再创历史新高，且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了数项中国商品和资本进入美国的商业活动。进入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摩擦硝烟更甚，短短两月间，美国已针对中国钢铁、铝产品、大型家用洗衣机、太阳能电池及电池板、铸铁污水管配件等多个领域进行了相关调查。与此同时，特朗普在此节骨眼上欲提拔白宫顾问彼得·纳瓦罗，这一对华立场最为强硬的顾问为总统助理，可见白宫在中美贸易战边缘的“试探”心态愈发明显。
资料来源：大有期货研究所、新闻媒体
引起中美摩擦的因素较多，但其中中国对美国的巨大顺差往往成为美国对华采取贸易制裁措施的主要借口。从2017年美国贸易逆差的形成数据来看，中国贡献了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47%，远超其他的形成国，而排名前四的墨西哥、日本和德国同时也是美国目前主要指责的贸易对象。
对于特朗普而言，缩减贸易逆差是其“美国优先”政策的核心目标，但究其贸易逆差形成的本质原因来看，根源并不在于贸易本身。从国际收支理论来看，国内总储蓄-国内总投资=经常项目余额=-资本项目流入。由此可见，若一国储蓄小于国内总投资，则需要引入国外储蓄，从贸易的角度而言，就必然进口更多的国外产品，形成经常项目逆差。美国的储蓄率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且近年来不断下降，国内异常低迷的储蓄水平无法支撑对应的投资水平，从而决定了美国的国际收支矛盾。
从实质上来看，美国的贸易逆差并非由外部竞争所形成，但其数额过大的表征又较易引起关注，在党派之争中容易成为煽动选民的话题。作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形成国，中国对此的贡献率远高于其他国家，因而极易成为美国转移国内矛盾的“枪靶”。从贸易逆差与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摩擦集中时间对比中也可看出，2017年11月美国贸易逆差达到2012年1月以来最大规模，当月同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为两年多来的最大值，此后，美国对华贸易摩擦明显增加。就最新数据，受进口关税优惠政策落地及中美贸易摩擦预期升温影响，中国进口同比大幅提升，中美间贸易差额有所缩窄，但基数仍过大，后期贸易逆差的变化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催化剂作用仍不可小觑。
二、从贸易摩擦到贸易战：囚徒困境亟待破解
中美之间贸易关系联系紧密，两国的商品贸易合计可占全球的20%以上。依往年的情况来看，每到美国总统大选年或中期选举之时，贸易牌和中国话题极易成为两党争夺选票的工具，待大选结束后，方硝烟渐消，但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美在经济规模、综合国力、全球影响力等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这也让美国精英阶层对中国的看法由原先的“合作共赢”转为“竞争威胁”，中美贸易关系紧张的短期影响或将逐渐转入中长期趋势。据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先生分析，中美之间的互动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美国将中国视为一个对其构成威胁的对手而非合作者之时，双方关于是否发动贸易战的利益预期便发生了变化，结合中美双方的贸易结构来进行分析亦可印证这一点。
以2017年为例，中国在美国进口货物来源中排名第一，并于墨西哥、加拿大三国合计总占比接近50%。
而作为美国进口货物的第一大来源国，中国在美国出口货物的目的国中却仅排名第三，占比远不及加拿大和墨西哥。换言之，对于美国而言，发动贸易战对于中国的边际影响要大于美国所受到的边际影响。而对于中国而言，美国则是中国出口货物的第一大目的国，占中国出口总金额的19.1%。
但在进口方面，美国在中国的主要进口来源国中仅排名第四，占比8.4%，而排名前三的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合计占比可达27%。换言之，对于中国而言一旦贸易战开打，中国可用于抵抗美国的贸易领域有限（其中，双方在农产品领域相对而言依存度较高）。
若用博弈论的思路来进行分析，可如图3所示：表格的上下两行表示中国选择“打贸易战”和“不打贸易战”两种政策的结果，左右两列则分别表示美国选择“打贸易战”和“不打贸易战”两种政策的结果，每个方格中左下角的数字表示中国在对应情况下的所得预期利益，右上角的数字则表示美国在对应情况下的所得预期利益。
从图中分析可以看出，当前中美经贸关系的困境主要在于美国认为打贸易战所得的预期利益更大，而中国则认为不打贸易战所得的预期利益更大，若想要破除这一囚徒困境，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其一为纠正美国的偏见，降低美国对于打贸易战的利益预期；其二为构建中国打赢贸易战的能力来避免贸易战的发生。
其一，降低美国对于打贸易战的利益预期。以09年奥巴马总统提高对中国轮胎关税的贸易措施为例，虽然提高关税使得中国轮胎对美出口迅速下降，保住了美国轮胎行业1200人的工作，但综合来看，其实得不偿失，一方面轮胎价格的上升使得美国消费者每年需多支出11亿美元，挤占了其他领域的消费，为此损失的职位为2500个；另一方面中国为此相应提高了对美国家禽产品的关税，导致美国对中国的家禽出口造成了10亿美元的出口损失。综合来看，打贸易战并不如其表象那样获利，属于伤人亦伤己的七伤拳派系，若中方在与美的贸易对话等形式中能纠正美方的偏见，降低美国对于打贸易战的利益预期，双方便可重回规避贸易战的局面。
其二，构建中国打赢贸易战的能力。为实现这一点，中方的应对政策应选择对美国的进出口贸易带来重大影响的领域及长期来看影响较大的领域，鉴于中美之间农业依存度较高，中国如果在农业领域对美国采取限制措施，或将对美国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高粱的“双反”调查即为警告信号，大豆贸易则为中国潜在的贸易保护牌。
三、中国潜在的贸易保护牌：大豆贸易
2月4日，中国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此次调查并未经由相关产业或行业公司申请，而是由商务部根据自身掌握的初步证据和线索自主对美国进口高粱所发起。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高粱进口量为476万吨，在中国全年高粱进口量中占比达94.13%，虽涉及金额仅为9.56亿美元，但若此控诉成立，或将造成美国高粱出口的断崖式下降，并对美国农民种植高粱的意愿造成严重打击，此举被市场视为中国反击美国贸易摩擦的重要信号，并引发了市场对双方依存度更高的大豆贸易领域的担忧。目前中国为全球第一大大豆进口国，总进口量可占全球大豆进口总量的三分之二，而仅在2016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大豆价值就超过了14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95亿美元），占美国大豆出口总量逾60%，一旦中方选择在大豆贸易领域予以反击，收紧对美豆的进口，将对美国的大豆产业造成较大影响，或令美国大豆种植户陷入困境。
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八大美豆主产州均投票支持特朗普，Mintz集团驻北京办公室主管Randal Phillips说，若中国将大豆作为反击目标，将从经济上重创那些拥护特朗普的大豆主产州，从而对特朗普构成压力，促其放弃一些强硬的贸易措施，以换取2020年大选的政治支持。美国大豆协会也针对特朗普政府近期频繁的贸易摩擦行为提出了抗议，并在2月16日（即美国商务部公布对钢铁和铝产品调查报告的当天）发布声明，称美国大豆种植户对商务部的决定深感忧虑，中国作为美国大豆的最大客户（进口总量超过其余客户总和），一旦将大豆作为反击目标，预计将使美豆价格下降40%，农户收入减少50%，并呼吁美国政府能重新考虑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停止近期频繁的贸易摩擦行为。
对于中国而言，若要将大豆作为其贸易反击目标，在WTO贸易框架下，可使用的救济措施主要有三种：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其中保障措施指的是当进口产品激增从而严重损害国内产业时，进口国可在非歧视原则的基础上对进口实施限制。目前中国虽未对美国大豆提出“双反”调查，但保障措施却已在悄然行动，具体措施可分为以下几种。
1、提高对美国大豆的检验标准。从2018年1月1日起，中国对进口自美国的大船和集装箱大豆实施新的质检要求，将对美国出口杂质含量超过1%的大豆实施卸港情节措施，并加强卸港检查，此举将导致美国出口商的成本提高15美分/蒲式耳。如若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中国可采取提高针对美国进口大豆的质检标准、延缓美豆进口卸港的审批及证书发放流程等措施，此举一方面可提高美国出口商的销售成本，通过美国出口商向其政府施压，降低美国对贸易战的预期利益，另一方面可引导国内进口商转向南美大豆，减少美豆进口量。
2、增加对南美大豆的进口。巴西和阿根廷作为美国在大豆贸易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近年来在全球的出口份额不断增加，其中巴西如今已超越美国，连续五年稳居中国大豆进口来源国第一位，2017年的份额占比约为56.2%，而美国仅为34.4%，为2006年以来的最低占比。
从充分条件来论证，巴西大豆国内需求有限，大豆销售主要依赖于海外市场，因此定价相对于美国较低，且其蛋白含量高于美国大豆，对饲料厂商而言更具吸引力。与此同时，巴西雷亚尔的贬值趋势，亦使得进口巴西大豆比进口美豆更具优势。
从必要条件来论证，受大豆连续丰产打压豆价及此前南美货币升值影响，南美大豆销售进度持续偏慢，累计期末结转库存相对偏高。今年阿根廷虽受干旱影响，产量预计将有所下降，但巴西大豆种植情况良好，产量或将进一步提高。接下来南美新季大豆即将上市，叠加旧作库存，为中国转向南美进口提供了操作空间。
3、提高中国在农产品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和定价权。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要构建我国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粮商和农业企业集团，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和农业贸易规则制定，提高中国在农产品领域的国际竞争力。长远来看，在中美贸易战的潜在威胁之下，我国或将在一方面拓宽贸易合作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将根据国际贸易规则合理运用制度工具进行反击，提高自身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如果中美之间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并在大豆领域掀起贸易战，中国所采取的措施或将相应升级，如对美国大豆出口进行“双反”调查，并向美国大豆征收20%关税，同时可通过政策引导（如增加补贴）来提高国产大豆产量，降低大豆领域的对外依存度。届时，美豆出口将大受影响，CBOT大豆价格将大概率承压下行。
中美双方贸易关系联系紧密，贸易摩擦一旦升级，对于双方而言均是弊大于利。作为中美农产品贸易的压舱石，贸易战一旦蔓延至大豆领域，对于中美双方而言均将伤筋动骨，区别仅在损伤的程度，因而在贸易摩擦仍可控的情况之下，中方不会轻易在大豆领域开战，前期的措施将主要以警告和震慑作用为主，中方首先选择在高粱领域开展“双反”调查便可见一斑。但依存度高亦使得大豆贸易成为中国反击贸易战的潜在保护牌，若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温，不排除中方将保障措施进行升级。从目前来看，中美双方在大豆领域直接开战的可能性较小，但在其他农产品领域中方或将继续采取反击措施，或从替代效应及互补效应等方面对大豆价格产生影响。同时，对美国大豆的进口限制政策具有增多的潜在，美豆出口前景不容乐观，南美大豆的份额占比或将进一步提升，建议大豆贸易商对相关贸易政策保持关注，特别是对美国大豆的进口限制政策变化，并提前做好库存管理、价格套保等相关应对准备。（特约撰稿人李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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