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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崖口公社的存在就像一个谜。它为什么要继续坚持人民公社?别人靠打红色典型牌赢得政策庇护,它靠什么过活儿?它的未来是否可持续?
为什么要走集体化道路?
在改革开放前,与广东各地的情况一样,崖口人对于偷渡到香港过上幸福的生活,充满了幻想。而大规模偷渡,使崖口大队在改革开放后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
统计资料显示,仅1955-1974年就有191人偷渡至香港或澳门,而1978-1980年,高达300多人偷渡出境。
农业改革分田到户的政策,给崖口出了道难题:崖口留下来的大多是半劳力和非劳力,他们若分到了田,单家独户无力耕种,村庄该怎么办?
为此,当1981年南蓢公社开始推广土地承包到户的时候,中山县委书记谢明仁说:“中山不搞一刀切,农民不愿分的,可以继续搞下去。”佛山军分区的领导也表态支持崖口继续走集体化的道路。当时,崖口是佛山军分区的一个民兵建设示范点。
陆汉满还提供了另一个解释。他说,村里有些财产是无法分的,卖掉又很可惜。1961年体制下放时,崖口村积累下来的家业由于要分到各自然村,导致卖的卖,拆的拆,例如解放前的市场,分给了几个队,结果市场被拆,各队搬砖瓦回村。分一次破产一次。
在此背景之下,崖口村召开社员大会,经过几天几夜讨论,最终达成了继续坚持集体化道路的决议,并一直延续至今。
在对外解释崖口村的人民公社时,陆汉满数次强调,你有本事可以去做生意,或者去香港、澳门。但是,村中的弱势群体需要党和组织,继续带领他们去生产、生存。不能把村庄当成企业来办。
崖口村“人民公社”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社区居民互助联合体。根据曹正汉博士的解释,给那些欲弄潮商海的村民提供了一个“市场经济减震器”,以抵御失业风险、经商风险、养殖风险、养老风险、治病风险等。
从厚厚的有7.5公斤重的崖口村资料汇编里看出:陆汉满并没有被村民认为是不可得罪的人,人们对他攻击,他对攻击者也做出反击。纸上的火药味,依稀看到20年来崖口议会制度的热闹和公开。
从这里可以看出,崖口是有“宪法”的,这就是大多数人的民意,以及村庄为了那些没有能力的人所提供的最后防线——福利保障制度。
为什么要退工守农?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指出,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推行之后,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农村上层建筑却充当着有自收自支权力的地方政府的角色,但政府最早退出的就是“不经济”的农业。
、 但在中山算是较早就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崖口村,却在试办加工业之后把主力转向农业,同时其集体经营范围却不断地从工业和水产养殖等领域退出,转而利用市场进行资源开发,出租给外地商人经营,租金则在股份制改造之后在全村村民中间分配。
到2002年,崖口村集体直接经营的范围只剩下3000多亩稻田,和为生产单位、为生产配套服务单位(如农机站和谷仓)、为村民提供服务的单位和福利机构(如老人院和为退休干部服务的干部基金会)。
根据崖口村资料汇编,1985年该村将滩涂上的鱼塘全部出租给私人经营。此后,1987年12月28日,国务院批准珠三角开放区的范围由原来的17个县市,扩大为28个县市。
由于来料加工厂在珠三角越办越多,外商选择余地增大,崖口大队既要当经营者向外找外商和订单,又要当对生产进行管理,赢利难度加大。于是便逐步退出工业经营,把工厂租给外商经营,由其承担市场风险,并在1988年把主力从村办工业转移为开发资源,
大规模围垦,增加了26000多亩的土地资源。
陆汉满表示,随着对外开放发进入更深层次,港澳台湾地区和各国的大企业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他们拥有雄厚资本、高尖科技、国际市场,他们信息灵通,这种外资的引进势必选择在现代化、繁荣的大城市,他们需求更高层次的政治权力保护,他们对投资环境的软、硬件要求很高。
“这些引进对我们农村而言,是带有掠夺性的威胁。我们农村如何能承受得了?我们想也不敢想。”
据了解,当年,崖口共在加工业上投资了两千万左右,每年收入最高的时候是200多万。计算下来,刚好与利息相等。而且,环境还被污染了。
谭顺宁则称,进入90年代,农村在引进工业上只是小规模的,而且大多数需要农村土地资源一次性卖出,农民得益不多。
为什么绝不卖地?
绝不卖地是崖口村的基本生存原则。而“信奉土地公”的普遍,也旁证着他们对土地的的感情几乎达到了崇拜和依赖的程度。
几乎每一个崖口村民的住宅门前,都供着一个土地神位,它可以保佑一家平安、阻挡妖魔鬼怪。每个简陋的神龛,都刻上“某某社”的字迹,“社”,古代即土地的称谓。国家之别称,则为“社稷”。
数万亩用于出租的滩涂、土地是崖口公社得以延续的生命线。
根据最近十来年的统计数据,崖口村平均每年约有500人参加农业生产,产出345万斤粮食,分配给农业劳动者的资金总额是480万元。单凭那3000亩的稻田,显然无法支撑如此巨额的开支。
华南农业大学罗必良教授评论说,如果没有在市场经济中赚取利润来支持农业生产,崖口的集体经济无法运行。
这看起来是一个悖论:高福利国家的福利保障,往往也是倾斜于比较贫寒和弱势的人群。而我们国家的30年改革与发展来看,其工业化带来的巨额利润,也不断的向弱势人群倒流——这似乎都是放大过的崖口的翻版。
2004年,前来崖口村考察的南街村领袖人物、正在倒霉运的王宏斌曾经感慨:只要崖口守住土地,日子就能过得很好,不像南街村3000多人口只有两千多亩土地,生产、建设十分艰巨和辛苦的。
没有人体味到王洪斌当时的内心滋味,但是羡慕确实明显的表露出来——著名的南街村拥有土地,但是他们的村庄,不是依靠靠土地,而是依靠国家商业银行和政府之力数十亿的贷款和援助,修筑起来的一栋空中楼阁。
谭顺宁很自豪地说,这么多年,崖口只卖过三次地,而且是为了公益性事业。而这些都是为了国家交通等重要基础建设。
尽管如此,数十年来,崖口仍遭遇了数次大的卖地风波。
陆汉满也直言,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最难处理的,就是部分村民被人家挑动,要求卖地。
陆汉满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抵御一切可能的风险。中山市当地的公司老板曾表示,可资助崖口重建村里的庙宇、修路。陆汉满总是笑着拒绝。其中一个原因,用陆汉满的话来说就是“不敢踏入他的经济范畴,怕脱不了身。”
最近几年来,珠三角的地产业再次缔造出无数财富神话,崖口的生存模式又一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卖还是不卖,这在拥有数万亩土地的崖口再次成为一个问题。
该村还记录着一个载入村史、广为人知的”大字报事件”。2001年4月,祖籍崖口的退休干部杨某组织一个”崖口反腐败行动小组”,在崖口张贴大字报,矛头直指陆汉满,称崖口干部不肯分田、不卖地,是在搞腐败。据说,此前早在1990年代相关上访信件就已传到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办公室。
这次事件以当地对陆汉满作出“两脚最黑,两手最白”(陆喜欢赤脚在村里进进出出)的结论之后,方告结束。
陆汉满说,“大字报事件”的背后就是有人想把崖口的土地卖掉。”但问题是卖掉之后,崖口村民将何去何从?下一代怎么办?我们应当将土地等同于子孙来看待,如果让你去卖子、卖孙,你肯定不肯。”
崖口的未来由集体决定
驱车行驶在崖口的滩涂堤坝上,谭顺宁十分自豪地说,经过10年努力,崖口村在其东部六公里长的海滩上围垦出了总面积约26000亩的滩涂,相当于把崖口的海岸线向大海中推进了2.5公里。
崖口的农业生产和对工业的主动拒绝,保护了这一片没有被污染的土地。让环保学家和植物学家激动万分的是,由于环境少受污染,沿着滩涂和围垦地边缘的水道出现了一公里之长的以娇嫩、富贵、对环境十分挑剔而出名的珍稀植物野生红树林。不远处,牛羊成群,在安详平静之中吃草、打鸣。白鹤在耕牛的身边走来晃去。
南蓢镇的“蓢”,其实就是红树林的意思。一个村民半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真有人拿着钱来征我们的土地,红树林是第一批抵抗力量。
在崖口开辟出的滩涂的另一边属于珠海。一路之隔,一个庞大的海滨高档别墅楼群已经竣工。许多挂着粤A、粤B等牌照的高档轿车停在快完工的楼宇之前,一些着高档衣服的女士带着宠物狗,欣赏正在装饰的堂和庭院。
很难说,这个安静的村庄,不被日益膨胀的地产商和利益集团纳入视野。
离此别墅工地不远,一座座巨大的轨轨桥墩正在兴建之中,机器轰鸣之声不绝于耳。
根据粤港澳大桥的建设规划,中山市将与香港、澳门更紧密地结成一体。
当这个已有七百多年历史的古老村庄,与香港、澳门这种国际化的世界经济体结为一体的时候,崖口村必将发生色彩更为复杂的巨变。
对于崖口的公社体制,人们的争议和误解从未间断。陆汉满,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承认,即使是在崖口村党支部,反对声音也是时而有之。
陆汉满的儿子志农一直不想在大队出工,而更想经营和拥有一份自己的产业。他曾边在大队务工边经营自己的蚬场。现在,他又开始经营另外一门生意。在村民眼中,他是一个交游广、脑子活的现代青年。
但在青年一代中,也不乏谭顺宁这样的支持者,他表示崖口作为一个村庄,作为一个社区共同体,不能单纯地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
现代观念极强的谭顺宁同时还自信地认为,由于众多的崖口人已经进入市场社会谋生,他们在将来不会有太难于融入市场经济的问题。
尽管如此,这位受过现代大学教育训练的崖口人仍表示,崖口的未来会怎样,只能由未来的崖口人来集体决定。
“老支书陆汉满未考虑过外界广为关注的村级领导的接班人问题,因为他从不将村庄视为他的私有财产。”
（南方农村报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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