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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虾塘里打捞上来的死虾。资料图
中秋、国庆两大假期接踵而至,然而,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环境法律事务部主任赵京慰律师和他的同事们却无暇享受假日,越发忙碌起来。在为渤海漏油的受害养殖户维权以来的40多天里,赵京慰已经没有了假期的概念,往返于受灾养殖区和北京的办公室,不是在实地调查取证,就是在办公室与同事们开会讨论下一步的走向。
这段时间里,赵京慰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是:找一家第三方鉴定机构,能免费或少收费给养殖户的油污损失做个鉴定。
“找到第三方鉴定机构提供鉴定结果将是这次行动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我跟我的律师团成员们会为此继续奔走。”赵京慰说,盈科律师全面介入渤海溢油维权事件,不仅仅是为受害养殖户维权,更重要的是,渤海漏油事故已被业内人士看成是环境法治建设领域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他们的行动就是要为中国的环保维权事业开创一条捷径。
民间维权及时雨
8月1日上午,河北省乐亭县的养殖户荀绍斌来到养殖区,继续将死去的海参清理出来,这样的工作已经持续了1个多月。
荀绍斌共养殖了63亩海参,从6月底开始陆陆续续死亡,死亡率已达到60%。他说,出现死亡现象的不止是海参。依照往年惯例,荀绍斌今年还养殖了7万多笼扇贝。到目前为止,扇贝苗死了将近70%。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邻县昌黎县,据《方圆律政》记者了解,昌黎县今年的扇贝死亡率高达60%以上。
养殖户们都相信,这场灾难与渤海漏油脱不开关系。从7月中旬开始,乐亭的养殖区附近就不断出现各地蜂拥而来的记者,一批批走了又来。在荀绍斌看来,媒体的到来是一种希望,他们除了养殖不会别的,更无法“攀得上”渤海漏油的罪魁祸首康菲。
就在荀绍斌忙碌之际,一位特殊的来访者让他停下了手中的活。来访者正是赵京慰。自渤海漏油事件发生以来,他一直关注事态发展,看了媒体报道乐亭养殖户的遭遇,便亲自开车到当地查看养殖户损失,看看自己是否能提供帮助。
听闻是北京来的律师,荀绍斌憔悴的脸上露出难以压抑的激动,一边双手捧起一些刚清理出的死亡海参给赵京慰看,一边讲述自己的遭遇。他说,养殖海参和扇贝的钱,是与儿子全家举债300多万元投资的,现在看来几乎血本无归。
随后,周边开始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并咨询了赵京慰各种相关问题。对养殖户来说,他们不会看康菲、海洋局的信息公开,更不知道向谁主张自己的权利。
“养殖户们的境况确实很凄惨,听一些养殖户说,有位老大爷甚至想不开,喝过农药。”赵京慰走时给养殖户们留下自己的名片,并提出如果需要律师帮助,他可以提供法律援助。
当天晚上,荀绍斌就拨通了赵京慰的电话,提出委托赵京慰替自己维权。与荀绍斌一起的,有十几个养殖户。
赵京慰回到所里后,与同事杨建华律师交流了自己的看法,觉得有必要发动所里的律师,一起为养殖户做些事情。一拍即合后,二人报告所里并在随后发了一个通知,成立了“渤海漏油维权律师团”,并邀请了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海洋学院王亚民副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环境资源能源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明远教授等学者成立了专家顾问团。
得知昌黎县的养殖户也遭受损失,8月10日,赵京慰同另一名同事文蔚冰律师一起去了昌黎。在养殖区,因为扇贝养殖在海里,外观并不直接,不能看到损失情况。通过与当地养殖户们交流,赵京慰了解到养殖产品死亡率极高,刚刚从养殖区回来的渔船上,一小袋一小袋的扇贝,翻开后都是死的。
而且,据养殖户介绍,往年同期扇贝都长到三四厘米大小,而现在还不到一厘米。离扇贝收获只有一个月左右,到时存活的扇贝能否长起来还是未知数。
昌黎的养殖户听闻律师到来,纷纷聚到一个空旷屋子里。三言两语说着从电视上听来的渤海漏油事件进展情况,知道“康菲中国”举行了发布会,天真地以为“肇事者”能有所作为。
这一次昌黎之行,赵京慰除了给养殖户答疑解惑,也提出了如果需要会给予法律援助。
最终,盈科律师事务所成立了一个规模达46人的律师团,免费为因渤海溢油而可能遭受经济损失的河北乐亭、昌黎两地的养殖户提供法律援助,而参与诉讼的养殖户规模已近200户。
据初步统计,这些养殖户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总额估计超过1亿元。也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受溢油事故影响,渤海湾周边养殖户的损失将超过10亿元。
维权遭遇鉴定难题
据《方圆律政》记者了解,盈科律师团的46名律师汇集了来自北京、山东、天津、沈阳等盈科分所的律师。盈科律师按照地域对问询工作进行了分配,比如,沈阳地区的养殖户打来咨询电话,在北京负责调配的律师,会将电话转给沈阳的郑桥律师,由沈阳方面律师负责处理。
“专业工作方面,还是以北京总部律师为主,主要由我来牵头,负责养殖户损失的评估、鉴定,以及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等事宜。”赵京慰说。
律师团成员之一的文蔚冰告诉《方圆律政》记者,目前养殖户损失评估、鉴定都是很大的难题。如果律师团代理的养殖户要对中海油和康菲起诉,虽然经济损失可以根据2008年6月实施的国家标准《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进行计算,但该计算方法在法律层面依旧存在诸多模糊地带,评估过程会有一些繁琐。
“这个案件的关键环节还是要证明所有损失与漏油污染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也是受害养殖户能够得到赔偿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文蔚冰说。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由康菲公司来举证这种因果关系。如果康菲公司无法证明渔民损失与漏油污染之间没有因果关系,那么法院可以推定康菲公司存在侵权责任。
8月24日,律师团在北京盈科总部召开了“渤海溢油污染维权专题研讨会”,对于鉴定这个关键环节,有法律和海洋专家提议,委托独立第三方展开评估。
就在同一天,康菲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其中国方面管理高层也称已经委托了第三方检测机构。在此之前,康菲已经派遣了60名人员沿渤海湾海岸巡查,采集到的相关样品会被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以确定是否与蓬莱19-3油田B、C平台附近的溢油成分一致。
律师团的律师们都清楚,如果康菲委托的第三方鉴定机构的鉴定结果证明渤海湾周边养殖户损失与溢油污染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他们又没能出示有力的第三方鉴定机构提供的鉴定结果,即他们就不能提出有力的维权证据,维权行动会更加艰难。
找寻第三方鉴定机构的工作并不顺利。8月30日,赵京慰在北京的办公室告诉记者,他们联系了近30家第三方鉴定机构,希望至少能有一家符合资质的鉴定机构能够免费接手养殖户的鉴定委托,共同推动渤海漏油维权一事。但这些机构一听涉及渤海湾溢油事件,面对的是“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康菲,纷纷委婉拒绝提供鉴定服务。
业内分析人士称,事实上鉴定费并不成问题,问题是没有鉴定机构愿意趟这个浑水。
“为什么冤大头总是我们?”
律师团维权的尴尬局面,让本来存有一丝希望的养殖户再次激动起来。
8月31日,河北省乐亭县水产养殖户的4名代表,来到天津海事法院立案庭,状告中海油及康菲公司,索赔3.3亿元人民币。但因证据不足,法院未予立案。
乐亭县水产养殖协会会长杨基珍说,法院要求他们到国家海洋局调取证据并盖章,以证明造成损失的油污确实是从蓬莱漂来的。
“不能提供鉴定结果,没有证据,是很难在法院立案的。”天津律师团成员李江涛说。
“目前我们没有证据显示油膜已经登岸或污染海滩”,“康菲中国目前尚未发现对海洋生物造成影响的案例”。这是8月19日康菲中国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的声明中的内容,实际上是否认了渤海溢油污染海滩。
来自官方的检测结果也更让养殖户不能接受。
7月19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公布:辽宁绥中东戴河浴场沿岸和河北京津港浅水湾浴场发现少量油污颗粒,经鉴定均来自溢油事故发生地蓬莱19-3油田。
8月3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公布,唐山丰南近岸油污和乐亭老米沟河口东侧沙滩油颗粒样品的油指纹鉴定结果均为燃料油。
燃料油的说法,意味着此处的油污并非来自康菲作业的蓬莱19-3油田的溢油。
事实上,乐亭县三个养殖区位于唐山东南部,乐亭县老米沟海滩的南侧5海里,就是河北京唐港浅水湾浴场,乐亭县东北方向则是辽宁绥中东戴河浴场。养殖户质疑,这两处浴场的油污均被中国海监北海区检验鉴定中心认定为蓬莱19-3油田的漏油,为何距离更近的乐亭受污就不是?
目前态势的发展,让乐亭的养殖户感到绝望。“为什么冤大头总是我们?” 荀绍斌捶胸叹气,眉头紧锁。
几年前发生的类似案例也让养殖户们更加泄气。
2006年,同样是在河北乐亭,渔民发现养殖场贝类大量死亡,后经认定与当年渤海油轮事故和海上油田盗油有关。第二年,鲁月波等6名水产养殖户代表提起诉讼,要求中海发展、中石油等被告共同赔偿渔业污染损失共计3066.8万元。此案历时三年多,最后以和解终局。法院下发的调解书显示,四家被告将在不承担油污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下,按照评估报告所认定污染损失额的40%,向各原告给付损失补偿金。
前车之鉴,让受伤的养殖户感到忧心忡忡。一天上午,赵京慰突然收到一养殖户打来的电话。“我看新闻,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局长说,事故污染海域的生态调查评估工作基本完成,受害方损失的索赔已经有了法律证据支持。律师都已经定好了,我们是不是有戏了?”
养殖户说的是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选拔官方律师的事。针对渤海漏油事故,国家海洋局首次公开选拔律师,在49家报名的律师事务所中,初步选定了4家作为国家海洋局的法律服务团队。
“养殖户们不知道,其实这些官方律师并不能够全部代表民意。因为国家海洋局正在筹备的生态索赔与渔民并没有直接联系,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国家海洋局可以作为生态索赔主体,而渔民的损失则需要通过渔业部门维权。” 赵京慰说。
问及律师团未来的打算,赵京慰告诉《方圆律政》记者,下一步除继续寻求第三方鉴定机构的帮助,未来几天也会向有关部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不管怎样,律师团会尽一切努力,再艰难也会走下去。”赵京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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